日本企业强调员工序列，强调终身雇佣，强调企业办社会，这是我们改革中一贯反对的。企业办社会会给企业带来很大压力，不对。论资排辈、终身雇佣也不对。我觉得企业不但要办社会，而且要承担整个社会。如果你这个企业不能解决职工的生老病死和住房问题，这个企业就是亏损企业，它不可能在社会上存在，只不过是再分配的方式不同罢了，企业不仅要办社会，所有企业的肩上要扛着整个社会。

　　国有企业的最重要问题在于它没有效益，没有利润，大家在那儿不干活。我们现在给职工的承诺是解决房子，以后配车，这些问题不解决是不行的。我们的管理比较强调职工的稳定性，给职工考虑好一切，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生孩子保险，人身保险，职工的年休假等等，能考虑的尽量考虑，他来公司就行了，其他一些公司替他安排好。关于我们与日式管理的差别有两点。第一是我们强调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经理们很有活力，我今年41岁，日式企业做到社长头发都花白了。第二是分配方式，“劳动分红制度”大多数日本公司都没有，不仅日本企业，欧美企业里也没有。

　　“儒商”现在有两个误区：第一，有文化是否就可以成为企业家？不一定，古代许多白衣秀士一辈子也当不上官，挣不着钱。第二，文人办企业成为企业家，并不是仅仅挣一些钱，关键的是挣钱之后要创造一种企业制度，和与此相适应的企业文化。这种制度必须是十分优秀的，插队的人都知道生产队的麦子比自留地里的老是低半尺，琢磨了十几年才琢磨清楚只有“包产到户”才可能最终解决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最后画龙点睛的部分就是制度，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一个对社会研究的十分透彻的企业家，衡量他不应以他短期内能挣多少钱，一下子资产膨胀了多少？而在于他建立的企业制度是否有创新？是否合理？中国现在评价一个“儒商”的标准是，这个人通过几种方法挣了多少钱？这是一个不成熟的市场和一些不成熟的作家，记者在捧一些不成熟的挣了钱的人，这样的人有几个可以长期存在，大邱庄的禹作敏，他在创造大邱庄繁荣的时候就把自己推向了反面。大邱庄不是在市场竞争的情况下产生的，而是在体制超前、在体制垄断的情况下产生的，中国早期的几家大公司就是靠体制的超前牟利膨胀的。当进入市场有序竞争、体制相同的情况下就必须靠同等市场条件下企业制度超前管理，这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关键是看企业是否有国际竞争能力。 这里包括很多方面：技术、资金、关系等，但有这些并不意味着你就是一个企业家的坯子，许多占技术、资金优势的企业仍然做不大。我认为他们对中国经济大环境吃得不透，他们在一起步的时候仅想凭优势自己能赚多少钱。而没有建立形成大企业的思想准备。由于中国改革特征和中国几千年缺少一种市场文化的根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进入商界和实业界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并不是他有没有充分的关系和技术去挣钱，而最关键的是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来确立一种稳定的适合发展企业制度。这是所有人从商都会面对的问题，而且我想现在所有挣了钱的有文化的人最头痛的问题，不是不能再挣钱，而是它的企业制度如何完善？如何保证它的企业能够向大企业发展，这肯定是都要面临的问题。中国人往往喜欢“以商定论”。商就是企业家、实业家。其实能经商的不一定是企业家，可能他很会挣钱，但他不是企业家，可能这个人一下子没挣非常多的钱，但他的企业正沿着稳步中兴的道路一步步的走着，那么他终究会成长为企业家。企业家最重要的是不以个人营利、个人收人多少为目的，而强调的是使命感和成就感。在目前中国的现状下，成功的企业家背后都有一个成功的机制。如果没有一个成功的制度作为支持。那么这个企业家要么靠垄断，政府给他许多的优惠；要么就是靠黑道，走私。经营慧聪过程中，我想到的那些办法我的竞争对手也都想到了。市场研究他们也做了，但做来做去他们做不下去了，为什么？在竞争积累过程中，他们没有那么大的气魄把钱放到科研上来投资，是初始的企业制度能否许可它发展起来。 我觉得“儒商”实际上是一个大问题，中国企业家的成败现在不是被企业界人士来讨论，而是被“儒”讨论，被文人讨论，这是一大悲剧。现在很多人挣了钱之后就喜欢写本书，标榜自己的技巧，如何挣钱，我没有看到一本书谈到一个企业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就是看到一些，我也觉得他们在思想、理论上缺乏深度。在中国将来不读书没文化肯定是成不了企业家的，这是肯定的。

　　有很高技术水平的人必须和很强管理水平的人结合才能办成一个企业。否则他只能是短期挣钱，时间长了肯定不行。因为在中国缺乏一种规范的体制。没有人告诉你应该怎样规范。比如比尔·盖茨是搞技术的，但在美国从他的公司注册之日起以及他们从小接触到的就是这样一种文化。中国的许多老板和公司注册伊始就注定了它是个小孩子，永远长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