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无术则蔽（受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手段）也”–––––权术是帝王所用的，法律是约束臣下的，自古而然。

“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万乘之君的祸患，在于大臣的权势太重；千乘之君的祸患，在于对左右太信任，这是君主所共有的患害）––––––中国社会的病症在于权势，中国人的病症在于不讲信用。

“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龙作为一种动物，柔顺时可骑着玩。但它的颈下长有一尺长的逆鳞，如果有人触动了它，就会伤人。君主也有逆鳞，游说的人如果能不触犯君主的逆鳞，则离成功差不远了）––––––有多少忠臣因触龙之逆鳞而亡！魏征、海瑞算是侥幸逃生的极少数人。彭德怀又如何？中国社会只能产生溜须拍马的人。

“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这里所谓的“奸”，主要指知识分子的活动。韩非子建议对知识分子诛心灭迹。可以说，任何专制社会都要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文化法西斯主义。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时，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势位”––––––韩非子只是主张利用民心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多数情况下是主张违逆人心，实行强权恐怖统治的。

“圣人之所以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威严），三曰名（通过宣传教育使得行为名正言顺）。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利为钓饵，威为威吓，名为欺骗人民。

“有令不听从，谓之勇。少欲、宽惠、行得，谓之仁。私学成群，谓之师徒。”–––––––韩非子反对儒家之“勇”、“仁”、“私学”，认为皆与法制背道而驰。

“上宜禁其欲，灭其迹。夫卑名危位者，必下之不从法令、有二心、务私学、反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群以散其党，又从而尊之，用事者过矣。–––––––对于知识分子，韩非子主张“禁其欲”、“灭其迹”、“破其群”、“散其党”，实行文化灭绝政策。秦始皇、朱元璋、雍正得其道而行之。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己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把百姓看作“不可用”之“婴儿”，所以，不必“得民之心”，这说出了历史的真相。朱元璋何曾忌惮过民心？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或许是对的，但失民心者不一定失天下（民主社会另当别论）。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从道德角逐，到智谋角逐，再到强力取胜，人类社会愈加凶险。韩非子看透了社会的真相。

“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把人民当作动物，像训练猴子、海豚，只行赏罚而已。人民皆是没有尊严的。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文章会扰乱法度，思想会危及统治，言论会祸及安定，皆是专制者的逻辑。

“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而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韩非子愚蠢地认为，仁义道德、文学文化皆与法制对立。

“其学者……其言谈者……其带剑者……其患御者……其商工之民……此五者，邦之蠹（害虫）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指法术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灭亡的朝代），亦勿怪矣”–––––––把学者、言谈者、商人都列入“邦之蠹”之列，所以，几千年来，知识分子、商人都抬不起头来，从来没有言论自由；也正因为如此，中国陷入了愚昧、贫困、落后、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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