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速则不达。 《韩非子· 外储说左上》 臣闻："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虽然，臣愿悉言所闻，唯大王裁其罪。 自见之谓明。（能够认清自己的人才是明智的） 举世有道，计入有计出（做事情要有一定的原则，既要算计得道的，也要算计失去的） 欲成其事，先败其事。（事情有时候要做成他却往往要先败坏它） 言无二贵，法不两适。（除了君主的命令，没有第二尊贵的言论，国家的法令不能同时迎合公私双方）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家的思想简略介绍如下：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韩非子有两个解释，一指人物战国末期韩国的哲学家、法家学家韩非；二指一本书，是韩非死后后人搜集其遗著，并加入他人论述韩非学说的文章编成的。 韩非（约前280-前233），是战国末期韩国[今河南新郑]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有人说他口吃。 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子生活的时代，韩国国势日益削弱，他出于爱国心，屡次上书韩国国王，建议变法，主张统治者应当以富国强兵为重要任务；但国王并没有采纳。于是，他根据历史上治国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社会状况，写出了《五蠹》、《孤愤》、《内外储说》、《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政治论文，辑为《韩非子》一书。他的这些论文在韩国不受重视，却传到当时的强国秦国，很受秦始皇的喜欢。秦始皇举兵攻韩国，韩国国王派遣韩非出使秦国求和，秦始皇留下他准备重用，当时任秦国丞相的李斯是韩非子的同学，深知韩非子的才能高过于他，出于嫉妒，于是向秦始皇进谗言诬陷他。秦始皇听信谗言，将韩非子投入监狱并毒死了他。 韩非子的主要著作《韩非子》是先秦法家学说集大成者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当时，在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代表，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韩非子攻击主张“仁爱”的儒家学说，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韩非子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专制主义极权统治的建立，韩非子的学说是颇有影响的。 韩非子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说难》二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 韩非子的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子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
“千乘之君（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君，指中等国家得君主）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以徙其民而倾其国；万乘之君（指大国之君主）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徙其民而倾其国”（如果千乘之君不防范，则必有百乘重臣窥隙候变，从而夺得臣民，改朝换代；如果万乘之君不防范，则必有千乘重臣鼾睡于侧，伺机篡国夺权）––––––––中国文化就是暴力文化、夺权文化。 “欲为其国，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将聚众”––––––专制统治者都不容许老百姓聚在一块，像秦始皇，三人聚议，必杀无赦。 “黄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战（君臣之间一天有上百次冲突）”––––––没有制度、规则、法治的约束，没有人民的主权、治权，上下一日百战的戏会没完没了地上演。 “有道之君，不贵其臣；贵之富之，彼将代之”–––––––怕臣民显贵，尾大不掉，功高震主，所以，中国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酷烈的屠杀。 “臣主之利相与异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君与臣得利益是相反的，何以见得？答：主上的利益在于尊贤使能，而臣子得利益在于无能而任官；主上的利益在于按功行赏，而臣子的利益在于无功受禄；主上得利益在于使用能人，而臣子的利益在于结党营私）––––––韩非子认定君臣之利异，所以，君主要警惕臣下的一举一动。君臣关系成为虎狼关系。 “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亲幸之势也。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凡人之大体，取舍同者则相是也，取舍异者则相非也”（大凡奸臣都想顺从君主的心意，以取得被宠幸的权势。所以，君主所喜欢的，大臣顺着恭维；君主所憎恶的，大臣跟着诋毁。大凡人的一般情况是，爱憎相同的就相互肯定，爱憎不同的就相互否定）“夫安利（安全有利）者就（趋之若鹜）之，危害者去（避之不及）之，此人之情也”––––––人性的弱点，韩非子洞察秋毫。特别是，中国人性情曲谨，不率直，善于溜须拍马，为民族性的大病痛。 “人主之患（毛病）在于信人。信人，则制（受制）于人”–––––很难让中国人讲信用，也很难让中国人信任别人。 “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怠傲处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所以，作为臣子的，没有片刻停止他的窥视君主的活动，而君主疏忽傲慢地处于上位，这就是为什么世上有劫君弑主的事发生的原因）––––––在中国，不仅君臣是敌人，常常人与人之间都是敌人。 “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在韩非子的眼里，父子、夫妻、君臣的关系都不可靠，他是彻底的绝情主义者。 “偏借其权势，则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权势也”（大权旁落，于是君与臣的位置发生变化。这就是说，不能将权势让给大臣）––––––一个“权”字，一个“官”字，中国人最为觊觎，最为看重，十二分地垂涎欲滴。 “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为心，则越人易和；以害之为心，则父子离且怨”（所以一个人做事和帮助人，如果一心考虑对别人有利，那么与疏远的越国人也能和谐相处；如果一心考虑对自己有害，那么父子之间也会分离和仇怨）––––––“利”、“害”二字，韩非子研究得最透。 “故明主之治国也，明赏（明确地行赏），则民劝功（劝勉立功）；严刑，则民亲法（重视刑法）”––––––严刑峻法，统治者把人民当作猪狗，那么，人民也把统治者当作压迫自己的天大仇人。最终，遵从韩非子之法的秦帝国被人民击得粉碎。 “圣人之治民，先治者强，先战者胜”（圣人治国，未等用刑，人民就服法，这样国力就强大；未等开战，就稳操胜券，这样必胜无疑）––––––圣人就是善于恐吓人民的统治者！
-------------------------------------------------------------------------------- 2 韩非子名言批判 “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安息）。佚则荒，荒则不治，不治则乱，而赏刑不行于天下者必塞（法家政治行不通）”–––––法家不让人民安息，秦始皇调用全国四分之三的壮年劳动力做苦力，这样，法家政治虽然行得通了，但人民却要让统治者淤塞而死了。 “故治民无常（没有永恒不变的常规），唯法为治。法与时转（法律随时代而变化）则治，治与世宜（治国的措施适应社会现实）则有功”––––––儒家、道家都主张回到旧时，不变法统，惟有法家眼睛向前看，主张变法。所以，中国历史上有王安石、张居正、谭嗣同。只是中国二千年才出这么几个改革家，难怪国家江河日下，积重难返了。 “去好去恶，群臣见素”（君主不表现出好恶的感情，让大臣们无法揣摩）–––––中国的帝王们一个个都像神秘的红衣主教，喜怒莫测，行为变幻不定。 “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明君在上面无为而治，群臣在下面战战兢兢地办事）–––––––中国古代，患官场精神病的人肯定很多。 “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帝王之道在于秘不可泄，运用之巧在于不为人所知）–––––––神秘莫测是专制政治的特点，公开透明是民主政治的特点。 “涵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帝王要掩藏起自己的行迹，不暴露自己的观点，使得臣下无从探测；要运用智慧于无形之中，不显示自己的才能，使得臣下无从揣度）––––––传统政治总是要神秘其事，甚至搞个人崇拜，把最高统治者的一举一动都说得伟大无比，臣民们则感恩零涕。 “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故明主观人，不使人观己”––––––（旧）中国的统治者学习了老子的静退治国之术以及韬光养晦之术。所以，个个都是阴谋家。 “故群臣陈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所以，让群臣陈述其言，按照其言让他办事，然后按照其事责成其成功。如果大臣功效卓著，言行一致，就对他赏赐；如果功效甚微，言行不一，就对他诛罚）––––––韩非子要求臣子言行一致，这对当今企业管理有借鉴意义。 “天下有信数（规律）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再有智能也有办不成的事）；二曰力有所不能举；三曰强有所不能胜”––––––韩非子以强权、暴力闻名，但他还是认识到强权、暴力不能成就一切事情。 “是故大臣之禄虽大，不得借威（耀武扬威于）城市；党与（党羽、仆人）虽众，不得臣（拥有）士卒。故人臣处国无私朝（没有自己的小朝廷），处军无私交”––––––在韩非子的眼里，臣子之间不得私下往来，军人之间不得有私交，否则是另立“私朝”，这是杀头之罪。 “主失其神，虎随其后；主上不知，虎将为狗”（君主丧失神威，那么奸臣就会步步紧逼；如果主上对此不了解，凶猛的乱臣贼子会伪装成忠实的狗）––––––韩非子要树立君王的绝对的权威，哪怕他是昏君，臣民也不得冒犯他。 “探其怀，夺之威。主上用之，若电若雷”（探测臣子的意图，剥夺他的权势。主上使用杀伐大权，要象电闪雷鸣般迅速猛烈）–––––––臣民的性命不如狗，随时可能掉脑袋。朱元璋时，臣子上朝，都哭着与妻儿洒泪而别。 “群臣为学，门子好辩，商贾外积，小民右丈者，可亡也”（群臣推崇诸子学问，门客喜欢辩论，商人将财物囤积于境外，小民持械好斗的，就可能亡国）–––––––推崇学问，可能亡国，真是闻所未闻的文化专制理论。 “官职可以众求（靠党羽之众取得），爵禄可以货得（以钱财买到）者，可亡也”–––––––封建时代，官官相护，官官相托，是寻常事，俗话说：“朝里有人好做官”。买官鬻爵也是历朝历代的惯例。 “木之折也必通蠹，墙之坏也必通隙。然木虽蠹，无疾风不折；墙虽隙，无大雨不坏。万乘之主，有能服术行法以为亡征之君风雨者，其兼天下不难矣”（树木的折断一定是通过蛀蚀，墙的崩塌一定是通过裂缝。然而树木虽有蛀蚀，没有疾风是不会折断的；墙虽有缝隙，没有大雨是不会倒塌的。强国的君主，如果能运用法术作为急风暴雨去摧毁已有灭亡征兆的国君，那么兼并天下是不难的）––––––韩非子主“霸道”，认为，灭敌国必以急风暴雨，兼并天下必以强大兵势。他没有儒家、道家、兵家的心战、战胜而不失人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王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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