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氏族社会时代，许多民族就不约而同地发明了音乐。总体而言，世界各国音乐大多只有表达情感和娱乐的功能。而在中国的儒家思想中，礼乐如同天地，代表天地万物的秩序。儒家所说的乐，有其特定的内涵。乐的大节是德，这是儒家音乐思想的基本点。 德音雅乐
儒家认为，无论是观察一个国家，还是观察一个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听其乐。《乐记》说：“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吕氏春秋》说：“凡音乐通乎政”、“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匿。故曰：乐之为观也深矣。”音乐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之高，由此可知。
儒家的音乐理论，在《乐记》中有最完备的论述。音是人感于外物而出现的，但它一经形成，就成了一种新的外物，再给人心以反作用。可以说，音是心声的反映，不仅能直接反映民众生活的幸福与否，也可以折射出当地为政者的廉明与否。如果君王有道，庶民安居乐业，则颂歌处处可闻；如果君王失德，民众颠沛流离，则难有愉悦的乐曲。《乐记》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听乐可以观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所以，听听民间流传的音乐，就可以感觉到他们的状况。
据《礼记·王制》等文献记载，上古帝王到地方巡守，地方官述职的内容之一，就是展示当地流行的民歌；君王考察民歌，就可以了解地方官是否为政以德，民风是否淳朴。发现纯正无邪的民歌，随行的官员就会记录下来，带回去推广，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采风”。《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就是十五国的民歌。相传，其中的周南、召南，就是周公和召公采风所得。
儒家对“音”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发现音有不同的层次，高层次的音是天道的体现，使人在享受音乐的同时，受到道德的熏陶，涵养心性，是入德之门；而低层次的音悖逆天道中庸的原则，对人性的宣泄毫无节制，引导人走向颓靡或暴戾，最终毁灭人性，是亡国之音。《吕氏春秋》指出：“宋之衰也，作为千钟。齐之衰也，作为大吕。楚之衰也，作为巫音。”千钟、大鼓之类，声音狂噪震动，超越了人的生理限度，“为木革之声则若雷，为金石之声则若霆，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噪。以此骇心气，动耳目，摇荡生则可矣”，这些声音已经失去了音乐表达人情的初衷，因此郑卫之声、桑间之音，都是亡国的征兆。
与此相应的是，历史上凡是勤劳天下、吊罪伐恶、太平盛世的王者，也都有专门的乐章——大禹治水，万民欢欣，于是舜命皋陶作《夏迭》九章，以表彰其功；汤商伐桀，黔首安宁，汤命伊尹作《大护》之舞、《晨露》之歌，以展现其善；牧野之战，武王克商，于是命周公作《大武》，以昭示其武功；成王时，殷民叛乱，驱象群为虐于东夷，周公奉命东征，驰师驱逐之，于是作《三象》，以嘉其德……这些乐章，是时代的颂歌，是致治之极在音乐上的体现，儒家称之为“德音”、“雅乐”，奏于庙堂，播于四方，化育万民。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时期是乐器、乐理高度发达的时代，这由曾侯乙编钟可以得到证明，但孔子却称之为“礼崩乐坏”的时代，这是为什么呢？根本原因在于，春秋时代盛行的是新乐，是纯粹的音乐学意义上的乐。从儒家的音乐理论来判断，它们尽管华美之至，但都是昏君乱臣的作品，表现的是声色犬马的狂热，完全悖逆了德治的精神，失却了音乐的灵魂，所以是衰世之乐、败坏之乐。
乐以治心
儒家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表里如一的君子。但要达到这一目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礼的作用，是合理地约束人性，规范人的行为举止。客观地来说，这是从外部来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让你的行为出格；同时，让你在行礼的过程中体会礼义，向内心探求做人的真谛。但对相当一部分人而言，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他们在行为上的循规蹈矩，不过是顺从外部力量的结果，而并非发自内心。儒家认为，只有在内心建立起德的根基，外在的规范言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礼。
乐的作用，是从内部来化性。《乐记》说“致乐以治心”，是要解决礼的根源问题。音乐能在顷刻间影响人的情绪，并最为民众喜闻乐见，如果运用得法，不仅成本最少，而且收效最快。《乐记》说，乐“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真是透彻的乐理之论！这一理念，在先秦儒家中广为传播。孔子的弟子子夏便认为，要教化民众，用乐来诱导最为容易。无独有偶，《孝经》也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说的都是一个道理。
但礼与乐并不是互相独立、毫不相关的，而是一种内外相成的关系。《乐记》说：“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淫也。”也就是说，乐是内心德行的体现，礼的作用是防止行为出格。礼乐并行，则君子之身内和外顺，王者之治四海清平。《乐记》特别强调执掌国政的君王的礼乐修养，认为“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只要做到“德辉动于内”，“礼发诸外”，“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
音乐有强烈的感染力，谁主导了它，谁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理念改造民心。先秦的许多思想家看不到这一点，墨家甚至认为音乐是无用之物。但儒家不仅深刻地意识到了音乐的妙用，还提出了用“道”来主导音乐、引领人心向善的理念。《乐记》说：“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意思是说，先王制乐的目的，是要使人的快乐有节制，合于天道。又说，儒家的“立乐之方”（即建立乐教的宗旨），是要“感动人之善心”，“不使放心邪气得接”，让民众在健康的音乐中接受德的熏陶。《吕氏春秋》说，“先王之制礼乐也，非特以欢耳目极口腹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行理义也。”用当今的语言来说，就是寓教于乐。
礼乐对于人类，犹如天地之于万物，具有本原的意义，所以《乐记》给予了最高的评价：“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认为礼乐充盈于天地，合于阴阳，通于鬼神，极其高远深厚，规范着人类社会的一切。从《论语》可以知道，孔子喜欢弹琴、听音乐，他在齐国听到《韶》的演奏后，深深陶醉，居然三个月不知肉味。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有喜爱音乐的传统，操琴瑟、吹箫管，对于境界高一点的人，可以调适性情，涵养心志，用乐自化；对于一般人也有养生怡情的积极作用，正如《史记》所说：“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者也。”儒家提倡对民众实行温和的礼乐教化政策，使人心向善，纯化社会风气，从而求得长治久安，其中尤其注重乐的作用。
上古时代，每年春秋，各乡都要举行以尊老养贤为宗旨的“乡饮酒礼”，席间要演奏或歌唱《诗经》的许多篇章，每篇都寓意深远。一乡之人在揖让升降、笙瑟歌咏的愉快气氛中，受到礼乐的教化，尊老养贤悄然滋润于心田。类似的情况，《仪礼》中在在多有。魏晋以后，由于西域等地音乐的大量传入，人们对于音乐的兴趣开始转向乐器和演奏技巧等方面，但这些都是礼的“末节”，不在乐教思想的范围之内。于是，儒家的乐教思想逐步褪色，为人们所淡忘，只有极少数高明之士还在探讨。今天，大多数人对儒家乐教思想不甚了解，这是非常可惜的。
近年，国际上开始出现“音乐治疗”的理论，认为通过音乐的物理作用，可以使体内器官产生共振效果，并使人体分泌出某种生理活性物质，从而调节神经，促进气血流动，达到健身保健的目的。这种理论，主要着眼于音乐的生理意义，虽与中国传统的乐教思想不同，但其价值正日益凸显。有媒体介绍说，台湾台中市东海大学有一位女教师，针对本科生开设了一门“音乐欣赏”的选修课，实施“音乐疗法”，用典雅的音乐来陶冶学生的心性，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据报道，有些男学生原本坐不住，在座位上老是想动，结果几次课下来，人变得安静了，能坐得住了——这就是通过音乐使心性发生良性转变的结果。北京市丰台区的一所小学，用典雅的乐曲作背景音乐，全天播放，旨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学生的心性和气质，这是乐教传统的今用，值得提倡。 (责任编辑：北辰星) |